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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昆明市儿童医院的现场报告                 
                     实习生黑起超  本报记者 梁苹
    现场一
    8月8日，一名3岁左右的女孩因患脑膜炎被父母扔在昆明市黄龙山附近的坟堆里，被路过的好心人发现送往儿童医院。孩子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她身份的东西，医生们给女孩临时起了一个名字“大山”。大山至今还住在医院的儿童重症监护室，生命体征现已平稳，但不会说话，还需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现场二
    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弃儿，是被父母送到医院救治的。母亲曾坚决地表示不会遗弃孩子，可当孩子病危时，父母还是离开了孩子，但最后孩子竟奇迹般地被抢救了过来。

    现场三
    儿童医院无陪护病房内，患有肾病的5岁男孩小东已经脱离危险，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可小东的治疗费也已经拖欠了4000多元。小东的母亲称无钱医治便很少出现了。医院想让小东妈妈写一张欠条，没想到小东妈带着小东和医院给小东准备的药品偷偷离开了医院，还欠下一大笔医疗费。
    
    将有病或有残疾的儿童遗弃在医院已成为困扰各大医院的棘手问题，日前，记者专门来到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就此问题进行了采访。
    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医务科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1~8月，该院已经收治了30多名被遗弃的儿童，不仅在经济上给医院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医治和处理弃婴的过程中院方还得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与公安机关和福利院方面进行协调。这位负责人对记者说，作为国家医疗机构，医院有义务和责任收治病人，但在人力、财力上都难以承受。无奈之下，医院希望通过媒体呼吁以引起社会各方关注。
    在该院ICU病房（重症监护病房），记者看到一名因患脑膜炎而遭到抛弃的女孩正在接受治疗。医生告诉记者，一旦进入ICU病房，医院就必须派出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对病人进行全程救治并照顾病人的日常生活。ICU病房属于无家长陪护病房，一些家长就是利用这种无须家长陪护的条件将自己的骨肉抛弃在医院。
    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医护人员希望社会能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救助基金，在经济上给予医院一些帮助，以减轻医院沉重的负担。同时希望建立一套规范的捐助监督机制，避免少数家长利用社会的同情心，把本属于自己对孩子的责任与义务完全地推给医院、媒体和社会。
    
[编后]
    
    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不想背上经济的重负，不愿被亲生骨肉拖累，一些父母竟将被病患或残疾折磨的孩童，或放置在走廊，或丢弃在楼梯间，无疑会让人们觉得心痛。而将先进的ICU病房作为抛弃孩子的“最佳场所”，将责任转嫁给社会，更会让人感到震惊。对此，媒体的呼吁显得无力，医院的帮助显得无奈，看来及早出台更为严谨的法律规定才会真正成为孩子们的“保护伞”。



这篇稿子是我实习期间的第一篇成型的稿子,在这篇稿子之前曾有过一个有关女性就业方面的采访,由于自己主观的想法和采访后实际相差过大,稿子未能成型。个人观点过于鲜明成而忽略了现实情况成为了我写稿的最大障碍,在第一个主题被否定之后我有很长时间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记者这份职业,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向前。
稿子在发到报社之后与我写作的稿子还是有许多变化,编辑的改动使得稿子更多现场感,这是阿姨一直向我强调的新闻写作的重要要求。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这种感觉,从立意到采访再到最后的写作,除了主观还是主观,但这之后我基本不再说话,起码不在把话从自己嘴巴里面说出来。

写稿之前我去医院采访时,院办起初并不是十分的配合,他们的苦衷我很理解。很感谢后来接待我的icu的一位女医生,她很详细的给我介绍了他们病房的情况,并告诉了我很多之前未曾想到信息。媒体的报道为医院带来了太多负担,媒体作用在这类事件中被放大,甚至大过了社会的职能,这是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一直认为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媒体,而不该是媒体高悬在社会之上。媒体是可以帮助解决问题,但把过多的期待和问题留给媒体只能说明社会与政府的缺失与不作为,而同样,媒体在这类事件中究竟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也很值得所有媒体从业者的思考。